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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再造一个中国 — 县域城镇化
奥美地亚传媒机构    2015-05-05 07:50:55    文字:【】【】【

      城镇化问题由来已久,并非腾空出世。而城镇化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引起社会广泛热议和关注是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开始的。新型城镇化是基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的现实,提出“城乡一体化”“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城镇化之路,因而有别于以往更多关注和倾斜于城市的“城市化”,新型城镇化力图通过缩小城乡差距、就地就近城镇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全局角度看,新型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挑战艰巨。而县域作为未来中小城市(镇)的主要承载平台,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将承担着就地就近吸纳人口,变更多农民为市民,减轻大城市负担的战略重任,是城镇化的塔基,也是最大短板。

      因此,县域城镇化与大城市消纳已有进城人群、调整结构和发展方式、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城镇化是有很大区别的。本部分主要从政策解读的角度,从人口、产业、土地等领域对就地就近城镇化的县域城镇化之路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并展望了县域正在发生的变化、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机遇,展现出一个生机勃勃、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增量市场。


      现在中国处于城镇化中期的加速阶段

      改革开放35年以来,中国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2.6%,上升了34.7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个百分点。

图1-主要国家城镇化率


                           

      一张图看懂新型城镇化政策重点

      可以说,中国的城镇化已经来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过去30年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和粗放式的发展,带来了环境恶化、城市人口爆炸、资源耗尽、农业退化等诸多问题,同时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也日益突出。

       因此,新一届政府面向未来,提出了“城乡一体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主要目标包括三个方面:1、城镇规模方面——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重点发展中小城市(镇);2、人口方面——提高城镇人口规模;3、土地政策方面——集约化利用土地,合理提高个人土地增值收益。

      新型城镇化政策提出以来,各方解读不一而同、可谓千头万绪。总结既往的改革经验和教训,结合当前国情,要实现上述三个核心目标,必须有一套量化具体的策略手段。

图2新型城镇化政策重点解读图
 


 
      如何控制和协调大中小城市规模?

      现有行政管理体系是利于大城市发展的,并带动市场资源、人口的过度集中。而欲促进中小城市(镇)发展,给予地方发展活力,必然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话语权和发展权。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管理体制,很多地区县级行政单元受到地级市的抑制,发展空间受限、财力被提留。因此,已推行多年的“省管县”改革正在更大范围内推行。改革的领域也由财政体制领域向行政体制改革、全面“省管县”升级。而在大力发展中小城市(镇)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省管县”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保财、放权、扶困”。省管县体制跨越了传统的地级市,使得无论是县级地方财政还是国家扶贫、专项扶植资金不被地级市所提留,保证了县级地方政府财力;另一方面,通过行政审批、社会管理等权利的下放,扩大了县级地方政府在获取发展所需的土地、产业招商等方面遇到的歧视与排挤,大大激发了县镇级基层政府的能动性。

      而我国2200多个中小城市(镇)中,除了163个较小规模的地级市,绝大部分主要存在于县域。土地、人口、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和核心资源要素,而恰恰这些核心资源主要聚集在县域。因此,只有通过“省管县”才能激发县域发展活力。扩大县域发展空间、激发县域发展潜力,才能最终实现中小城市的繁荣,将大量农村转移人口吸纳在县域,最终形成10万人以上的县城为中心、2-3万人规模的乡镇为节点的、分散化的中小城镇群落,才能真正缓解大中城市的压力。

      新增城镇人口流向哪里?

      大中城市已经面临人口规模和资源承载的极限。城镇化人口的来源毋庸置疑来源于农村转移人口,1.6亿的跨省打工农民工,虽然促进了当地城市的发展,个人收入也在不断增加,但目前这些进城务工人群由于大中城市城镇化的高昂社会成本及生活成本,还不能完全享受城镇居民待遇,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平等的城镇居民。因此,中小城市必然成为未来吸纳农村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的主要蓄水池。

      而广大的中小城市(镇)主要存在于县域。县域城镇化不同于以往大中城市的城市化,决定了其发展模式是“就地就近城镇化”。所谓就地就近城镇化,是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村人口不再向大中城市迁移,而是在原居住地一定空间半径内,依托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就地就近市民化、就地就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城镇化模式。

      对此,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提出了具体量化的中期目标——提出到2020年,实现3亿人口的城镇化转化: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而现实层面,人口回流本省、本县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东部沿海城市的用工荒、保姆荒已经说明,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政策的逐步落实,产业下沉与就业机会的增多,人口回流的市场化效应正在显现。

      土地政策如何体现城乡公平与集约化高效利用?

      现行的农村家庭承包制已不适应未来大农业的发展要求,制约了土地规模经营和土地使用效率,影响对土地加大投入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因此,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根本途径。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是三农问题的核心焦点。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发展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个人合理收益”。

      近年来,各地在落实、实施土地流转过程中,已经实践了一些创新性的土地流转模式,呈现出了很多家庭农场、专业户、合作社,农业产业化、专业化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正在不断提高。更多的农民在不失地的情况下,将土地流转给种植大户或农业产业化企业,不仅有了一份可靠稳定的土地流转收入,更可以放心进城打工,其工资性收入也在不断提高,其增速甚至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

      新型城镇化将带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可以说城市规模、人口、土地三方面的政策推动,将更为合理地配置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朝着更具可持续性的良性方向变化。

      经济层面将及大地促进人口市民化、进而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内需的可持续性扩大。随着产业下沉、人口回流,将进一步刺激商业流通渠道下沉,从而摆脱投资依赖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消费在经济中的拉动作用将更加明显。

      社会层面,务农人口将持续减少,城乡二元差距的不断缩小,城乡文化进一步融合,最终将形成全球最大的中产阶级和市民化群体。人口结构变化及文化交融和谐,将带来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模式的巨大变革,社会福祉进一步提升,国民幸福感将不断提升。

      新型城镇化将撬动巨大的消费市场,带来不可估量的潜在商机

      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城镇化被寄予厚望,被视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屡次提及“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

      今后一二十年中国城镇化率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将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和消费的快速增加,也会给城市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每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对应的都是上千万人口以及数以万亿元计的投资和消费。仅从40万亿投资、1亿套新建住房、社会消费总水平从10万亿级提高到20万亿,三组数据便可见新型城镇化带来的规模效应。对房地产、家电、汽车、现代农业、教育、医疗等产业的刺激和带动作用,都将是“再造一个中国”量级的机遇。展望未来,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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